四人艰难地到达“第二台阶”。一眼望上去，那是垂直的峭壁，几乎没有缝隙留给人攀登。

    “连满往上爬，很快就掉了下来。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坐起来喘了半天气。然后是贡布和老屈，最后是我，轮番尝试，都掉了下来。看起来并不高，但一点都不好爬，摔下来后浑身疼，半天才能缓过来。”

    刘连满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背包放在下边，自己蹲在上面。屈银华不得不脱掉鞋，否则他会踩坏刘连满的肩膀，而且也站不稳。他在岩石上打钢锥，一下子用去了几个小时，才爬到上边。

    屈银华爬上去以后，露出脑袋兴奋地说：“这是一段平路。”说完，他把后面的人一个个拽上去，最后一个上去的是王富洲，他的体力在这个时候已经透支了。

    爬上第二台阶，离顶峰更进一步，大家都显得非常兴奋。突然，不知何时落在最后的刘连满跪在了地上，大家以为他被绊倒了，纷纷过来把他扶起来，继续前行。没走几步，他又跪到了地上。这时，王富洲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大家在一处避风的地方，开了一个小会儿，讨论一下接下来怎么办？

    王老回忆说：“连满说他还能上，但我不能再让他往上上了。我当时一下子想起了邵子庆，在珠峰7000多米的地方，他就是体力严重透支，但还是硬挺着往前走。最后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们怎样推他，他也不醒，以后再也没醒过来。”

    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日天气将会变坏，所以，突击队必须要赶在第二天（25日）到来前登顶，否则在恶劣的天气下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会议最后决定，让刘连满留下，剩下的队员在夜间继续攀登。大家把他抬进睡袋里，安置在一处避风、相对安全的大岩石旁边，留下一瓶氧气。

    接下来的征程仍然充满了艰辛，夜里没有光亮，路很滑，每个人都感到浑身没劲儿，踩不住雪，不断摔倒，前进的速度非常慢。王富洲决定，三个人用绳子连在一起，这样相对安全，避免出现滑坠情况。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爬上了雪坡。王富洲发现，这里也不是顶峰，他带队从一侧沿着山脊走向上走，没多远，终于到达顶峰。

    登顶时间是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他们在第二台阶上开会的时候正是昨夜19点左右，也就是说，三名突击队员一共走了9个多小时。这个时间概念在黑暗、饥饿、缺氧、攀登难度等等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弥足可贵。

    由于无法和总部取得联系（通讯器材在7000米多一点的地方，无意中掉了下去），而且大家还惦记刘连满的安全，所以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的停留，在贡布埋下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后，三人就下撤了。值得一提的是，那面红旗是从年轻队员王玑的腰间找到的，这位兰州大学地理系的助教，这位在7000米处因为缺氧、引起内脏器官急性衰竭而牺牲的队员，曾在山脚下发誓：一定要亲手把这面红旗插在顶峰上，让它迎风飘扬。

    还是一条绳子连着，三人往下走。大家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快到第二台阶的时候，他们看见刘连满在那里挥舞着冰镐——这一瞬间，所有突击队员又充满了力气，他们连滚带爬地“出溜”下来了，与刘连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王富洲拿起地上的氧气瓶，发现下面还有一张纸条。王老说，“上面写的是，富洲同志，我对不起党，没有完成任务。氧气瓶里还有一些，你们留着用吧！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看了以后，大家抱头痛哭。

    王老回忆说，要不是刘连满恢复体力，我们三个就下不去了，因为我们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刘连满带着大家往下走，这时候，王富洲神志模糊了。他走的很慢，最后因体力不支，坐在了地上。队员怎么拽他他也不起来，屈银华大声地说道，“起来快走！”王富洲生气了，也大声地对他说，“我这不是走呢吗？”其实，他坐在地上，已经神志不清了，还以为自己在走。下午两点钟时，天气果然变坏了，漫天大雪飞扬，能见度极低。

    下了第二台阶后，他们找到留在那里的四瓶氧气，痛快地吸了一阵，王富洲也逐渐从幻觉中摆脱出来。晚上21点左右，四名队员终于回到8500米营地。

    “贡布、连满，你们俩体力好，先下去。”

    “你们俩怎么办？”

    “我们慢慢下，不用你们担心。我们没法和大本营联系上，所以，你们更要快点把登顶的消息带下去。”

    按照王富洲安排，贡布和刘连满先下去了。

    屈银华在下撤过程中连续两次昏倒，回到8500米营地里，一直也起不来。他的双脚，一阵钻心地疼，一阵又好像已经不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还好，他的脑子并不糊涂，意识比较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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