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几位和尚，无意间将足迹留在登山史中。
    说他们无意，是因为他们不曾把登山作为目的。他们的目的，是去印度取经。
   
    那时候，中印之间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为陆路，一条为海路。中国和尚取经一般走的都是陆路。即从甘肃西部出玉门关或阳关，沿着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两面，西行过葱岭，然后转南到印度。这葱岭，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古代人对今天的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天山西段的统称。其间的千山万壑、千难万险，考验着古代和尚们的西行决心和毅力。
   
    中国第一个试图到印度取经的僧人，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削发为僧的出家和尚。他西行的目的是求一部经书。所以当他来到和田，得到那部经书后就没有再继续前进。
   
    能够在中国登山史上坐越过葱岭着第一把交椅的名僧，当推东晋的法显和尚，他是第一个翻山越岭，云游印度次大陆各国的中国僧人。
   
    据《高僧传》记载，法显，俗姓龚，山西临汾人，由于幼时三个哥哥都相继夭亡，父母唯恐再失去这最后一棵独苗，所以三岁时，便让他作了小沙弥。受戒后，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颇具智慧和胆量，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僧人。他感慨当时戒律的不全，决心西行求法。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邀同惠景等几位和尚，一起从长安出发，向西穿过沙漠，越过葱岭，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前后15年，游历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最后只身一人从海路带回了我国尚缺的佛经要籍。
   
    西行中，他们冒死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到终年积雪的葱岭前，只见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即便有的地方有一些不知何人凿过的石阶，其艰险也令人瞠目。更何况，大多的悬崖峭壁是从未有人攀过的。不仅如此，恶劣的气候也经常给他们出难题。翻越小山（今人考为海拔5200米的苏纳曼山）时，不巧遇到寒风骤起，惠景东得浑身颤抖，无法前进，便对法显说：“我们不行了，你快走吧，要不我们就都完了。”说罢便倒下死去。惠景的死，使法显极为悲痛，他抱着已经冻僵的惠景大哭一场后，并不坠其志，擦干眼泪后又独自向前了。
   
    法显之后5年（公元404年），又有一名叫智猛的僧人，一下子聚集了14名和尚前往印度。他们从长安出发，出阳关，穿沙漠，几度风险来到葱岭地带。面对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当即就有9个和尚打了退堂鼓。还剩智猛等5人又继续前进，走了1700多里路后，不幸又丧失了一名伴侣。这样，就只剩下4个僧人开始了攀登大雪山的艰难行程。大雪山，即现在绵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兴都库什山，平均海拔约5000米。翻越这样的大山，对当时毫无高山装备和登山经验的和尚来说，真是太困难了。由于智猛所著的游记已经散失，具体情形我们无法得知，只能凭着生还者智猛和昙纂两位僧人的史料去遐想了。
   
    公元420年，一支更庞大的僧人队伍，共计25人，在法勇和尚的带领下，浩浩荡荡，众志成城地共赴西方。一路的穷山恶水，一路的风刀霜剑。待到返回祖国时，仅剩下5人。其悲壮的历程可想而知。《高僧传》中记载了他们攀崖是一幕：在兴都库什山，只见“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栈孔，处处相对。”这些栈孔，都是前驱者们的功劳，很可能是用生命凿出来的。法勇他们就每人拿四根小木桩，插在栈孔中，手攀着上面的木桩，脚踩着下面的木桩，然后拥有手攀着上面的木桩，左手拔出下面的木桩插到更上方去，这样辗转相攀，一步步往上爬，用了三天放攀过这段悬崖。待到平地上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12人。这个惨痛的记录，不知是不是中国攀岩史的第一笔？
   
    此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甘肃敦煌僧人宋云和洛阳崇立寺和尚惠生，奉胡太后之命前往西域采诸经律。他们不仅越过北风驱雁、飞雪千里的葱岭，还来到今日闻名世界的客喇昆仑公路巴基斯坦段，这一段的险山危岭，曾使中巴联合筑路工程十分艰苦。当时宋云有这样一段生动描写：“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一直一道，从钵勒国向乌场国，铁索为桥，悬虚为度。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洛阳伽蓝记》）
   
    在中国，最著名的僧人恐怕要数玄奘了。他是古代世界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旅行家，国际公认的杰出翻译家和佛教哲学理论家，如果不冒昧的话，还可以称为登山家。
   
    玄奘俗名陈袆，河南陈留人，13岁时出家做和尚。和以前的僧人不同，他是发现当时佛教界有些理论问题无法解决，而去印度求学的。加之当时皇帝不准他西行，所以一路的自然风险和政治风险，真可谓“舍命求其知”。
   
    一日，玄奘来到阿克苏北山的穆素尔岭，当时这座山叫凌山。只见“其山险峭，峻极于天”，“冰山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而且到处都是摧落的凌风，或高百尺，或广数丈，使得山路更加崎岖，登涉愈加困难。加之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没有一处可供憩息的地方。就在这样的险境中，玄奘“悬斧而炊，席冰而寝”，走了七天，才越过这座山。后来，他又两次越过“层冰峨峨，飞雪千里”的兴都库什山。回国时，有了随从和骆驼、马等，但山还是那样叠嶂危峰、参差多状。根本无法骑马只能策杖而行。（以上见《大慈恩斯三藏法师转》）
   
    根据史书记载，自魏晋起，至宋朝止，500年间，时断时续，到西方取经的和尚大约有一百六、七十人，其中三分之一的和尚没有留下姓名，更多的和尚就死在来往的征途上。在这条漫漫西行道上，他们越过多少急流险滩，穿过多少荒沙野漠，又越过多少高山大岭，实在无法计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最早的登山英雄恐怕并不过分。虽然他们不以登上峰巅为目的，仅把崇山峻岭作为西天取经必须克服的障碍，但是，他们那种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精神不是和我们今天的登山运动有许多共同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