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北从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为界；东跨秦岭、分界不明显；东南以龙门山、贡嘎山至大雪山一线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为界；西南止于国境的喜马拉雅山一带，面积达240平方公里。青藏高原保留着不少现代冰川发育区和大片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再加上强烈的日晒和瞬间变化的气候，造成生存条件的严酷和人烟稀少，使它长期被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笼罩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科学技术和工业都十分落后，国民党政府又不重视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虽然不少爱国的科学家再三呼吁，渴望为认识和开发祖国的这块宝地贡献力量，但在当时，这些美好的愿望只能付诸东流。然而一些怀着各种目的外国学者、探险家却一直注视着这块地理、地质学研究的处女地。他们以探险或者考察为名率先猎取了大量关于青藏高原的珍贵资料。据考证，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撰文讨论过青藏高原的地质情况。1888年，俄国地质学家布克戴乐维基到新疆南部“调查”但未能进入西藏。1889，另一名外国人洛克海尔（W.W.Rockill）从青海高原进入西藏。他越过唐古拉山口，然后向东行进，最后到达川藏交界的巴塘。他沿途采集的不同类型的岩石、化石样品以及描述的西藏地区地质调查的最早资料。限于当时的条件，洛氏对西藏的一些地理情况并未完全弄清楚，但他的“洛氏西藏游记”是日前所能考证到最早的西藏高原探险考察的文字记录。

    继洛克海尔之后进入西藏的便是 赫赫有名的瑞典大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他在1899——1908年的九年之中，从北至南和从西至东到西藏三次，足迹几乎遍及拉萨以西的西藏各地，沿途广泛而大量地收集岩石标本。探险结束后，他把所得的材料交给了有关专家研究。1908年，德国地址学家汉尼希综合这些研究资料后绘制出第一幅有关西藏西南部地质图。

    1903年冬，一支由荣赫鹏（F.Youg Husband）指挥的英印联军武装入侵我国西藏地区。这支五百余人的部队从印度的大吉岭出发，向北穿过喜马拉雅山脉，沿春丕河谷攻占了江孜，然后又越过雅鲁藏布江逆拉萨河而上直扑拉萨。英国地质学家海登随军沿途采集标本、测绘地形、地质图、竭尽所能搜集我国的高原资料，并多次在印度的一些专刊上发表他的“探险、调查”的结果。1922年，海登第二次从印度入藏，从拉萨向西进发，经念青唐古拉的古令山口到唐古拉错、纳木错、旁读宗日又回到了拉萨。这位有史以来第一个西藏的“地质通”，次年在瑞士的伯尔尼山地登山的时遇难身亡。

    西藏的西北角，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地域。那里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交汇之处，是进行地理、地质和探险多重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所。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到1940年，为此目的而专程赶来的有菲力浦（F.de Flilip pi）领导的意大利探险队、纳森（E.Norin）率领的探险队以及韦塞（Visser）夫妇组织的探险队等。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处的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对探险家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蜂拥而来的大多数是英国人。其中一些人是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如赫龙（A.M.Heron）、华金顿（F.Kingdon Ward）等。

    到此，国际上已有数十本外籍人士编写的有关青藏高原的探险、旅行游记传播，其中多为英国人、英籍印度人和俄国人所著。

    1940年5月，由队长罗文柏和当时的交通部工程师林文英率领的小小探险调查队出现在金河西河的河滩上。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筹款和组队进藏的地质考察队。他们从青海玉树出发，经昌都、宁静（今称芒康）、盐井、云南的德钦，于同年九月到达昆明。尤其难得的是队长罗文柏左足有残疾，依然率队南北行程数千里，在万般艰苦条件下完成了探险考查，只是因上下乘马极不方便，沿途未能采集化石标本，但对地质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当时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和仪器仅仅是地址锤、指南针和一个无液气压表。所用的地图也是印度测量局出版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印度及其邻邦地形图。”考查结束后，罗、林两位先生分别著有《青康游后刍言》和《江流素隐》等文，对西藏的人文地理及地质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论述。

    新中国的成立为青藏高原的科学考查与探险揭开了新的一页。地质学家、登山队员以及各种学科的专家都为这块神奇的土地的探索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乃至献出了生命。至今，青藏高原，这个地球上最高、隆起时代最新、地壳厚度最大高原仍然等待着不畏难险的青年一代去进一步揭开它的千古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