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8日，英国人乔治·马洛里带来了欧洲人对喜马拉雅山脉的狂迷。在失去了1位同伴、7位夏巴向导后，他向珠穆朗玛峰峰顶第三次进军，他一去不返。

    从1786年至1865年，欧洲经历了一段所谓的阿尔卑斯登山黄金时代，以阿尔卑斯山脉的最后一座高峰被征服而宣布告终。实际上，除了博物学家、地理学家的工作外，登山——这毫无实际产出、成本不菲的活动主要是奢侈的贵族活动。随后，1950年至1964年被称为喜马拉雅登山黄金时代，攀登的渴望从欧洲传到了中国，最先伴随他们的是印度、尼泊尔和西藏地区的贫穷向导，这些人中最幸运的是夏巴人滕辛·诺尔基，他因为在1953年5月成为法国人希拉里的向导，从而成为首次“征服珠峰”的世界名人。家境贫寒的滕辛忽然发现自己被尼泊尔、印度和西藏三地争夺，并受到英国人的邀请。最后，印度尼赫鲁总统成功地用印度护照将他笼络，在他的住地建立了登山学校，请他协助管理。为了不因自己的祖籍惹来国际纠纷，他只好声称自己生于尼泊尔，长在印度。

    这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自主意识觉醒的时代。印度人和尼泊尔人希望滕辛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世界性的肯定。中国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一夜之间，由于痛感自己的落后并受到新中国朝气的鼓舞，科学家们和登山员一起进行了大量集体主义精神的探险。原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王富洲说，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活动，那是为了创纪录，执行国家的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人们还记得，临时组建的中国登山队，靠着一根尼龙绳从西方人认为“无法跨越”的珠峰北坡登顶成功，将五星红旗插上峰顶。那种集体自豪感一直延续到90年代汽车飞越黄河的一刻。

    在回顾依然清晰的历史时，我们发现，彻底否认今天中国各大学、尤其是稳居群首的北大山鹰队的登山活动所具有的荣誉共识和爱国传统，仅仅用青春激情、热爱自然、挑战自我这些词汇来解释横扫大学校园的登山热潮，是不切实际的，也无法解释其浩大的规模。这些共识和传统不仅在无数的登山手记、登山社团章程、登山行动的口号，以及登山成功者所获得的国家荣誉中一再出现，使得登山社团地位益发微妙。

    成立13年的北大山鹰队早已超越了文学社之流的学生社团，在最近的希夏邦马峰事件后，山鹰队临时负责人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说：“客观上山鹰社的确代表了北大精神，或者说反映了北大精神的一种……我将作为山鹰社的发言人负责与媒体、公众的接触。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公众舆论导向的重要性。”这个屡屡为北大“征战沙场”、献礼、锦上添花的社团不仅得到校方的支持和密切关注，它的灾难还得到了国家总理、副总理的直接慰问。

    但是另一方面，在对事件责任进行追问时，它的行动突然蜕皮脱甲，恢复成完全独立的队员个人行动：中国登山协会表示，由于希夏邦马登山行动选取的时间是登山危险期，登山中心曾不同意北大登山队的决定，但由于学校方面、学生家长同意，同时西藏登山协会也同意登山，登山中心才最终妥协；西藏登山协会则表示，他们曾建议登山队采用卫星通讯设备（注：极为昂贵的、专业登山队也未必配备的），借用本地向导，告诉他们气候恶劣，但是学生们因为没钱、除了暑假外没时间登山，未采纳他们的意见；山鹰队临时负责人表示，我们自己选择，也征得家人的理解和同意。这次活动我们经过了北大党委、校办的批准，也得到了中国登山协会、西藏登山协会的同意。这些专业人士、主管部门都不反对我们在这个时间攀登……在一连串的表示之后，曾经由胜利和荣誉带来的一体感烟消云散，责任主体模糊不清。只有北大党委表示将继续支持山鹰队团结合作、不畏挫折的精神——翻译过来说就是，在不该登山的季节，为了抓紧暑假时间而登山的精神，或者说，克勤克俭，没钱请向导就自己硬闯的精神。

    这些奇怪的矛盾尚未被清晰地阐述出来：管理与责任的矛盾（大学生社团活动受到管理，却无人承担责任，“学子”和“母校”间不对称的责任关系）；集体荣誉与个人损失的矛盾（荣誉永远归于集体，而失误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传统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的矛盾（传统意识形态宣扬的国家至上和时代精神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核心不可避免的冲突）；等等。立场的游移造成了断裂而荒谬的对现实的理解，于是惟一可以被公众接受的解决方法是：政府加强对登山活动的管理措施。

    但是，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承认现实。在登山和一切竞技体育活动中，集体主义的符咒必须逐渐退出，否则，青年们将一再牺牲于不必要的暗示和诱惑。在马洛里冻结于喜马拉雅山的石膏色身体下，并没有集体徽章的呼唤；但在掩埋于雪堆的五位北大学生的身体之上，却盘旋着毫无切身之痛的安慰低语，这些低语正是之前之后鼓励无数青年紧握尼龙绳的低语。登山队员们相信，他们进行着校园里惟一的成人游戏，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这未必是获取尊严的可靠途径，即使它的代价是付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