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概要：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VI 5.13- A2，1000米)，Cerro Murallon北壁，阿根廷，巴塔哥尼亚，2005年11月11-13日，首攀者：Stefan Glowacz、Robert Jasper，2005年度金冰镐奖提名攀登。

　　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

　　文/史蒂凡•格劳沃茨(Stefan Glowacz)

　　图/克劳斯•芬格勒(Klaus Fengler)

Cerro Murallon北壁，岩壁最左侧的山脊是1984年Ferrari队的路线，红线就是“随风而逝”

　　2005年11月

　　距离Cerro Murallon北壁的起点还有几百米，雪已经埋到了我的屁股，但山峰看上去依然难以企及。在山谷的另一侧，从唐•博斯科山(Cerro Don Bosco)上断裂开的冰塔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就在我们右边不远处，一道沟壑的底部堆积着雪崩残骸，里面有大如房子的冰块。 
 
    这是攀登中需要注意避开的地方。冰川带封闭了山谷的尽头，在它后面，大陆冰盖一直延伸到远方纵横交错的峡湾。自一周前五位阿根廷朋友离开后，我和搭档罗伯特•贾斯珀(Robert Jasper)就再也没有在大本营附近遇到过任何人，任何生物，任何花、草、树木。克劳斯•芬格勒和汉斯•马丁•高茨(Hans Martin Gotz)要三周后才能与我们会合，这丝毫不能缓解我的焦虑。这些天来，我始终被我们中的一位不幸被落冰砸中，然后剩下的一位要独立完成救援的担忧困扰着。距这儿最近的人类居住地，克里斯蒂娜牧场(Estancia Christina)，足有四十公里远——我们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从大块的碎石到埋到脚踝深的冰碛物碎末，还要小心绕过乌普萨拉冰川上的道道裂缝，才来到现在这个地方，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题图照片：Cerro Murallon北壁，岩壁最左侧的山脊是1984年Ferrari队的路线，红线就是“随风而逝”)

　　我们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来这里拜访世界的尽头，而且还是自愿来遭罪。再次失败的话，我们还会回来，多少次都无所谓。进山徒步的危险与艰难，以及攀登中的孤独与技术难度，使得这座山峰拥有了我们想要的一切。

　　每位攀登者都会梦到完美的岩壁，我们的就在这里。

    2002年12月，因特拉肯，瑞士

　　现在回想起梦想最初诞生的时刻简直恍如隔世。 
 
    那会儿我们正坐在罗伯特家的厨房里闲聊，手脚比划着攀登想像中的山峰。壁炉里不时传来火苗的爆裂声，尽管门窗都已紧闭，外面寒冷的空气还是想方设法从缝隙中钻进屋来，烛光在冷风中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我很高兴、也很享受，我们谈论着那些梦幻般的时刻、危险的探索还有传奇的圣地。

　　我们生活的世界正逐渐失去它的秘密。随着旅行便捷程度的提高，地球上已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人类无法抵达的。所有知名的山峰都已经被登顶——或者将在不远的未来被登顶。这不再是阿蒙森和斯科特的时代，对于探险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抛弃掉那些机动化的运载工具，我们这代人——还有与我们有着同样想法的年轻攀登者们——就能够再次成为探索者。仍然有山峰与岩壁从未被拍摄，甚至是记录过——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中。

　　作为攀登者，我要寻找的是那些不为人熟悉的，充满未知的环境，这样的探险本身也是重新认知自我的过程。罗伯特从没和我交流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深层动机，但我想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不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换作10年前，我无法想像我们能坐在这儿听取对方的意见；但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使我们更加耐心，我们要寻找一个对双方都具有吸引力的目标。每次翻阅AAJ，只要看到被冰雪覆盖、只有极少部分裸露的岩壁照片时，罗伯特就会眼睛一亮。这种类型的照片会让我头皮发麻。起初我更喜爱直截了当的岩石大墙，但渐渐地，我开始偏向于技术型雪山。

　　然后我就看到了它：一张六十年代阿根廷远征队的营地照片。背景中矗立着Cerro Murallon北壁——“被遗忘的墙”。这幅场景完美翻版了我们的梦境：巨大的、向外突出的岩石柱状山体，高度至少有500米；随后一段简单的山脊过渡后，是又一面高差在500米之上的岩石大墙——就好像是迎面扑过来的巨浪，只不过全部凝固成了岩石。

　　“瞧瞧这岩壁上的冰况。”罗伯特开心地说。我们俩都有过攀登Cerro Torre的经历(我当时在那呆了一个月，参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的电影《Cerro Torre：石头的尖叫》的拍摄)；我们很了解这个地方的暴雪与狂风。然而我们确实也不曾见过如此超现实，如此美丽的山峰。

　　今日我已无法记得当初究竟是什么最吸引我们前往，是老照片？抑或伟大攀登者卡西米诺•费拉里(Casimiro Ferrari)的描述：“如果说Cerro Torre是在我身上留下最深烙印的山峰；Fitz Roy是技术要求最难的山峰，那么Cerro Murallon则是让我同时经受身体与意志最艰难考验的山峰。”1979至1984年间，费拉里组织了四次独立远征，首先侦察了进山路线，并最终从雄伟的东北侧柱状山体登顶，这也是北坡的首条路线。历史上，只有不知疲倦的英国探险先驱埃里克•希普顿率领的队伍领先于他。1961年1月，希普顿和杰克•尤尔(Jack Ewer)、埃德瓦多•加西亚(Eduardo Garcia)、Cedomir Marangunic从西北侧登上顶峰平台——可能也是山峰上最简单的一条路线。Murallon的顶部是长一公里的大平台，有一些小的岩石突起，不过天气条件却很恐怖；关于这支队伍是否到达地理意义上的最高点至今仍存在争议。

　　这样一处不毛之地并没有让我退却，相反，它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回想起来，我曾有很多次机会去咒骂自己当时的冲动：比如2004年，一场大型雪崩扫荡了路线，刚好紧贴我们身旁冲过。即使是2005年，当我好不容易通过同一片危险区域，忍受着疲惫与恐惧的双重折磨时，我脑子里所想的依然只是对能亲历梦想之地的感激，我在想，这次我们或许真的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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