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旧体育与建设人民的新体育 作者：39TY.com    文章来源：39TY.com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0

一、对旧体育人员的团结教育 　　1.对旧体育人员的团结教育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严肃地告诫全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581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1948年12月22日的布告中，更是清楚地这样写道：“学校教职员，文化教育卫生机关，及其他社会公益机关共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本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司令部布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毛泽东说：“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依据中央的精神，对争取原国统区体育人员问题，团中央和体总提出要“组织现有体育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和体育研究，以便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优良的新作风，不断的改进再改进，创造再创造”（冯文彬：《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新体育》1950年第1期，第9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有计划地举办了各种学习会，以帮助体育人员，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新知识。1951年7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清华园举办了新中国的第一期全国体育工作者署期学习会，包括体总全体筹委、各地分会或分筹会秘书等共208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分别来自全国的23个省、15个市以及旅大区(除云南、贵州、西康、西藏、台湾外)。学习内容除体育专业业务外，大课报告主要有形势和任务，开展国民体育的问题，怎样开展工厂、学校、部队的体育，以及苏联体育的介绍等。学习会受到了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学习会期间体育总会筹委会主任冯文彬，代理秘书长廖承志，教育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韦悫，卫生部长李德全等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和讲话。通过为期两周的学习和讨论，大家在新民主主义国民体育的方针与任务上获得了一致的认识：即体育应该为劳动服务，为生产国防服务，为国民的健康服务；在国际上我们是站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一边，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技术，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的工作精神；反对“全盘西化”的盲目崇拜欧美思想与封建的宗派集团思想；体育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与此同时，体总各地分会、分筹会，也与当地人民政府、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体育工作者署期学习会，组织工厂、部队、农村等的体育干部参加学习。经过学习，大家提高了对新体育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发挥原国统区体育人员的积极性，在各级体育组织中都吸收了一些旧体育人员。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原国统区的体育知名人士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都担任了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又如对董守义这位惟一留在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有人认为他反动，不可使用。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请到北京一谈（华智：《夙愿——董守义传》，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表现了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肯定。而在体总的各级体育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国统区体育人员就更多了。如原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代理校长吴邦伟先生任上海市分筹会副主任，河北师院体育系主任罗爱华女士任天津市分筹会副主任，西北师院体育教授王耀东任西安市分筹会副主任等等。在这些地方体育组织中，大批来自原国统区的体育人员为新体育的建设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为了保证新体育的人民性，体育界结合“三反”运动（“三反”运动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1951年11月东北局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中共中央随即决定开展了“三反”运动。），展开了对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体育界认为，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忽视体育运动的群众化。正如《新体育》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仍然醉心于训练少数球队和选手；有些地方习惯单纯举行热热闹闹的“昙花一现”的运动会，满足于参加运动会的人多，有几个工农运动员参加，对于各基层单位广大群众经常的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巩固则很少注意，不肯深入地想办法去发动、组织和指导群众；也有些人对提倡篮球、田径等近代体育形式不遗余力，但却不愿发展群众熟悉而易于接受与推广的多样化的民间体育，甚至加以轻视。资产阶级思想的又一表现是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新体育》社论中说：体育不仅锻炼人民坚强的体格和体力，而且培养人民革命的意志和性格。广大群众和运动员们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提高运动技术必须建筑在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基础上，离开了政治思想教育的体育不可能培养任何革命的意志和性格。政治思想教育不但不是体育工作中额外的附加的东西，而是贯穿在体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此外，资产阶级思想还被认为表现在好求表面、铺张浪费、不从实际出发，以及在体育教学工作上的粗制滥造和不负责任。（《新体育》社论《向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1951年第17期，第3页） 　　半年多的“三反”斗争，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虽然在某些方面言论过激了些，过分地上纲上线，但对于教育和改造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团结更多的人同心同德地与新生的人民政府一道进行新体育的建设，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它与后来发生在1955年展开的对资产阶级体育思想的批判，有着很大的不同。著名体育家徐英超说，作为旧体育工作者，首先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定决心改造思想，与工农结合，批判过去，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的人生观。其次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的工作中、具体的内容上研究。第三是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徐英超主张把改造旧体育与改造体育工作者本身结合起来。他的意见反映了大多数体育工作者对思想教育的认同。 　　2.对旧体育的批判和借鉴 　　对旧中国体育的制度与体育实践的批判和借鉴，是建设新中国体育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在旧中国，广大爱国的体育工作者为了提高民族的体质和体育水平，在从事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和体育科研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是人民的精神财富，理当继承和发扬。即使是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一整套体育制度，也不能全盘否定，国民党政府大量地采用了发达国家的许多体育措施，其中一些是符合体育发展规律的。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在新体育建设的过程中，注意了对旧体育某些有用经验的吸取。从而加快了新体育建设的步伐。如在组织上建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实际就是对旧中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改组和重建。正是在旧有体育组织的基础上，很快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全国体育组织网络系统。借助这一系统，使新体育建设的方针、任务和目标，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 　　3.保护和建设体育设施 　　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体育工作者的同时，人民政府也十分注意保护原有的体育设施。早在1948年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恢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中，就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1948年12月2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特别发布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其中第四条指出：“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司令部布告》，毛礼锐等《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第2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要求：“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以上的这些指示、经验和做法，使体育设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例如1949年5月，原上海的31片体育场地全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保护起来，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一边修复、改造旧的体育场地，同时又着手建设新的体育场地，以满足人们体育锻炼的需要。到1953年底，上海市能向群众开放的体育场地已达53片（《上海体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